刘馨莹，罗军飞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湖南长沙；410000）
摘要：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湖南农村贫困地区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农村贫困地区妇女贫困现状和致贫原因，以期为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寻求脱贫对策。分析536名湖南农村贫困地区妇女调查数据发现，由于生计资本较为脆弱，农村贫困地区妇女面临经济、健康、知识、社会支持、信息资源以及社会参与等多维贫困，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指导下，丰富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金融资本等生计资本，优化妇女生计策略，助其摆脱贫困处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字：农村；妇女；贫困；脱贫；可持续生计
Countermeasur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poverty
stricken areas under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Huna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Hunan Women in poor rural areas using field survey data,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Hunan Women in poor rural areas poverty, in order for women in poor rural areas get rid of poverty and seek countermeasur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536 in impoverished rural areas of Hunan Women Survey data analysis, found that due to the more vulnerable livelihood capital, women in poor rural areas face economic, health, knowledge, social support,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other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alysis, rich women in poor rural areas of natural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and other livelihood capital, optimize the women's livelihood strategies, help them get rid of poverty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area; Women; Poverty;Poverty alleviati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目前学界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存在三种主流的分析框架：一是脆弱性；二是社会排斥；三是可持续生计，其中以英国国际开发署(The 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使用得最多，已广泛应用于农户、农民工、失地农民等弱势群体生计问题研究中。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阐明了身处贫困的个体通过利用自身拥有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以及金融资本等生计资本，抵抗贫困风险，优化生计策略，从而摆脱贫困处境，实现可持续发展。[1]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指导，以湖南农村贫困地区妇女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1）农村贫困地区妇女面临怎样的贫困现状？（2）农村贫困地区妇女遭受怎样的致贫原因？（3）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如何有效的摆脱贫困？
本文数据来自湖南省妇联资助项目——“湖南省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生存现状调查”收集资料，课题组成员于2016年1-5月对湖南省农村贫困地区妇女进行抽样问卷调查，问卷重点关注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经济、健康、知识、社会支持、信息资源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内容，总共获得536名农村贫困地区妇女有效问卷数据。样本年龄分布在20-50岁之间，20-29岁者占29.7%、30-40岁者占47.8%、41岁及以上者占22.5%；民族分为汉族、非汉族，分别占67.9%、32.1%；婚姻状态分为在婚、失婚（包括未婚、离婚、丧偶），分别占95.8%、4.2%；家庭年人均收入分为999元及以下、1000-2000元、2001及以上三个等级，分别占19.5%、43.6%、36.9%。
一、贫困现状——生活状况不容乐观
社会性别的分层反映了男性统治社会——更多的占有了权力和声望，[2]妇女则被视为“无权”的群体，在经济、健康、知识、人际关系、信息资源以及政治参与中处于边缘地位，生活状况不容乐观。
1.1经济贫困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影响根深蒂固，约定俗成的认为“男人是社会的，而女人只是家庭的”，男性肩负赚钱养家的责任，主要从事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劳动，换取劳动报酬养家糊口，女人承担生儿育女的责任，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农业生产等不与市场直接联系的活动。湖南省农村贫困地区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和农业生产者高达87.9%，有过非农就业者仅占12.1%。从事家务劳动和农业生产本身不会降低妇女经济地位，但是将妇女劳动成果以市场评价标准衡量，不与市场直接联系的家务劳动和农业生产的价值被低估，无论在家人意识或国家统计数据中，妇女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都被不同程度的忽视，妇女经济收入不如男性。[3]外出就业能够有效增加经济收入，湖南省农村贫困地区妇女最近3年曾外出就业者仅占16.3%，且外出主要从事餐饮、家政等服务工作，收入普遍不高。家务劳动的不计报酬、农业生产的收入低廉和非农就业的有限参与使得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对于家庭经济贡献不如男性，33.7%的妇女个人年纯收入在999元以下，49.8%的妇女个人年纯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只有16.5%妇女个人年纯收入在2001元以上。
1.2健康贫困
贫困地区山高路远，经常缺医少药，许多妇女“小病拖，大病扛”，不到万不得已不进医院。湖南省农村贫困地区妇女自评健康状况不高，50.1%的妇女认为自身健康状况一般，23.5%的妇女认为自身健康状况较差，5.4%的妇女认为自身健康状况很差，只有21%的妇女认为自身健康状况较好。深入调查发现，18.7%的妇女患有妇科炎症，19.5%的妇女患有乳腺疾病，10.5%的妇女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其他妇女认为自己“大病不犯，小病不断”，头晕、胃痛等毛病常见。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健康需求较大，96.5%的妇女希望了解妇科炎症防治、妇科肿瘤预防等知识，3.5%的妇女希望了解养生保健、疾病预防等知识。在经济条件允许情况下，所有妇女都希望每年可以进行一次健康体检。而实际情况却是，妇女只能通过养生频道或者邻居口耳相传获取健康知识，最近3年参加过体检的妇女仅占2.7%。
1.3知识贫困
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妇女文化水平显著提高，但是受到经济条件和传统观念限制，面临性别和地域双重弱势的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知识掌握程度依旧较低。湖南省农村贫困地区妇女文化知识缺乏，36.2%的妇女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49.8%的妇女为初中文化，10.0%的妇女为高中或中专文化，而大专及以上文化者仅占4.0%。一些落后地区传统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承主要依靠口传身授，而妇女却被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框架排除在外。虽然近年来政府大力提倡性别平等，男女可以平等参与技能培训，但是基层领导认为不分性别男女都可以参加就是男女平等，而妇女由于家务繁重抽不开身、文化底子薄学不会或培训地点太远不想折腾更容易错失机会。湖南省农村贫困地区妇女技能知识缺乏，有3.7%的妇女懂得种植技能，有2.6%的妇女懂得养殖技能，有5.3%的妇女懂得商品售卖技能，有6.1%的妇女懂得手工技能，其余妇女表示自己无一技之长只有“一身蛮力”。
1.4信息资源贫困
通讯事业的发展使农村地区开放程度随之提高，然而随着信息文明边际效益的递减，地处偏远的农村贫困地区信息技术发展依旧不够。湖南省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家里有电视者占96.8%，有手机者占89.7%，有电脑者仅占2.3%。家里手机和电脑一般归丈夫使用，收看电视节目一般根据丈夫喜好决定。妇女喜欢收看娱乐性电视节目，注重故事情节，对科技类节目敬而远之。对于农业生产信息和生活服务资讯的获取主要是通过道听途说，缺乏主动发现和挖掘信息的能力，90.2%的妇女会在干农活间歇与邻居在田间地头交流农业生产信息，67.5%的妇女会向集市商贩打听消息，96.5%的妇女在“双抢”期间“每天都看天气预报”，家里有种养殖业的妇女会随丈夫一起看“中央七台学习新技术”。农村贫困地区妇女自身教育水平不高，信息处理能力较弱，加之劳动负担重，闲暇时间不多，更是限制了妇女信息资源的获取。
1.5人际关系贫困
我国农村地区实行村民自治，政府、社会组织等正式支持较为薄弱，农村贫困地区妇女主要依靠邻里之间生活上的守望、生产上的互助度过难关。样本数据统计可知，遇到麻烦会向村委、妇联寻求帮助的妇女只占18.7%，村委作为农村自治组织，只有和邻居出现土地或宅基地纠纷时妇女才会找其出面调解；妇联作为妇女“娘家”，大部分妇女认为其只负责计生工作，只有部分遭受家暴或者离婚纠纷的妇女会主动寻求妇联帮助。现代社会生产活动更加讲求效益，传统道义上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逐渐被市场经济下人际交往中的互惠互利所替代。无论富裕或者普通农户都愿意与劳动能力较强且经济基础较好的农户结为合作伙伴。当农忙时节需要找人换工时，90.4%的妇女会找自己或配偶的兄弟姐妹；当遇到急事需要借钱时，90.2%的妇女会向自己或配偶的兄弟姐妹借。农村贫困地区妇女既无钱财又无社会地位，不仅缺乏用以交换的资源，也缺乏回报他人的能力，要想获得兄弟姐妹之外的他人帮助实属不易。
1.6政治参与贫困
随着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推进，进入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妇女比例有所提高，加之农村男性大量外出，妇女更是获得“缺席性领导权”，“两委”中妇女面孔增多，但农村妇女在村级治理中参与依旧不足。样本数据显示，25.6％的村委会没有妇女干部，56.9％的党支部没有妇女委员，村级领导班子中担任 “一把手”的妇女干部仅占3.5％。有幸进入“两委”的妇女，主要负责妇女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极少能够当选村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农村妇女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集体不发声，即使作为妇女代表的女干部建议也很难被以男性为主的决策主体采纳。对于村委扶贫决策的制定，45.7%的妇女表示属于男人的事，自己不会参与，44.5%的妇女表示随村委决定，自己无权干涉。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效能感差，对自己能否影响政治活动的能力缺乏信心。对于是否愿意参与村干部竞选，47.6%的妇女觉得女人不应该抛头露面，34.7%的妇女觉得女人能力差无法胜任，14.5%的妇女认为担任村干部费力不讨好。
二、贫困原因——生计资本脆弱
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个体通过利用自身生计资本抵抗风险摆脱贫困，而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由于环境、社会和自身因素影响导致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生计资本脆弱，难以抵抗自然灾害、疾病风险和市场波动等冲击，生计难以持续而身陷贫困。
2.1自然资本脆弱——生态环境恶劣
《2015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显示,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恶劣的深山区、石漠区或者高寒山区、高原地区。湖南农村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湘西、湘南以及周边山区，是江南丘陵向云贵高原过度地带，境内山峦重叠，岭谷交错，山多地少，土壤贫瘠，耕地零散，农业生产规模较小。加之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严重，境内气候多变，水旱灾害频发，农民广种薄收，农业产量不高。恶劣的自然条件不仅直接阻碍贫困地区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也导致贫困地区潜在资源优势难以转化成现实经济优势，贫困地区农户靠天吃饭。与工资性收入较高的男性相比，以农业性收入为主的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受自然环境如水资源、耕地面积、水涝旱灾影响更大。
2.2物质资本脆弱——基础设施薄弱
自八七扶贫计划实施以来，农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依旧落后。湖南省农村贫困地区主干道路网尚未建成，53.5%的贫困县（市）未通高速公路，1.7%的贫困乡（镇）未通水泥沥青马路，27.9%的贫困村未通水泥沥青马路；通讯设施落后，46.3%的贫困村未完成农网改造；水利设施薄弱，654.4万农户面临饮水安全问题。样本数据统计可知，8.3%的妇女所在行政村未通水泥马路，14.5%的妇女所在村民小组马路没有硬化，只有25.7%的妇女住在马路旁边。26.11%的妇女所在行政村没有新农村客运车，需要到临村去坐；只有15.4%的妇女家里有摩托车，但是都归丈夫使用。38.7%的妇女表示农田灌溉用水缺乏，作物不能得到及时浇灌；24.6%的妇女表示日常生活用水困难，需要到邻村去挑水。87.6%的妇女家里电器为传统小件家电，如电视机、电风扇、电饭锅等，空调、电冰箱、热水器等现代大宗电器较少。男性因为外出务工而暂时或长期离开基础设施薄弱的村庄，妇女却因为要生儿育女、照顾老人而无法离开，需要时刻面临“行路难、用电难、用水难”的困境。
2.3社会资本脆弱——社会保障不全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地区实行以家庭为主、集体为辅的社会保障模式，只有五保供养制度、赈灾救济制度等零星社会保障制度为五保户、受灾户等贫困人口提供救济，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的社会保障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地区建立起五保供养、疾病救助、最低生活保障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为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法定赡养人的“三无”人员提供保障措施，
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社会福利<, SPAN style="FONT-FAMILY: 仿宋; FONT-SIZE: 12pt; mso-spacerun: 'yes'; mso-font-kerning: 1.0000pt">政策尚未做出普惠制度安排。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但是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就业密切相关，以性别中立姿态出台，未能考虑妇女在就业过程中起点不平等现象，把连续工作当作常规条款，导致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处于社会保障体系边缘。社会保障补贴一般发放给户主，而户主多为男性，又削弱了社会保障体系对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的保护功能。样本数据统计可知，获得政府部门财物补助的妇女仅有10.2%；参加免费“两癌”筛查的妇女仅有8.5%；98.7%的妇女参加了新农合，但是35.7%的妇女表示新农合报销比例太低，12.6%的妇女表示新农合作用不大。
2.4人力资本脆弱——教育投入不足
教育是收入函数,较低的教育层次导致较低的收入水平，造成妇女贫困状态的恶性循环。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采取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教育投入亦向城市倾斜，农村教育由地方负责，中央-省-地级财政几乎完全卸责，面对乡镇机构的膨胀和义务教育的普及，乡(镇)-(行政)村级财政明显力不从心，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情况下，根本无暇顾及教育投入。直到2006年国家推行“省级统筹”的制度，农村教育投入重心才回升到中央-省级财政，开启了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全新章程。对于农村贫困地区来说，以往教育体制欠账短时间内难以弥补，教育投入不足问题依旧存在。样本数据统计可知，10.4%的行政村没有单独设立小学，只在镇上设立联合小学；78.1%的妇女认为子女上学花费较高，家里难以承担。在整体教育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尚需面对家庭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限制，农村贫困地区依旧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儿最终都要嫁作他人妇，父母不愿意将有限的家庭资源投资到“外人”身上，家庭有限的教育资源向男性倾斜。样本数据统计可知，虽然91.2%的妇女认同男女应该平等接受教育，但在家里只能供养一个孩子读书时，57.4%的妇女选择“让儿子去读”，23.1%的妇女选择“让成绩好的读”，11.2%的妇女选择“让年龄小的读”。
2.5金融资本脆弱——信贷服务不畅
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湖南省农村信用服务不断扩张，到2014年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授”、“二免”、“三优惠”的小额信贷模式，为农村贫困地区发展注入了血液，但是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贷款业务普及不够，到2015年底，湖南省贫困人口所在县（市区）已经开展小额信贷服务的有97个，尚未开展小额信贷服务的还有34个；担保基金募集困难，小额信贷所需担保费用需由地方政府全额支付，农村贫困地区地方财政基本属于“吃饭财政”，难以筹集贷款所需担保基金；金融机构为了保证自身利益，在贷款对象选取上优先考虑种田大户或者种植大户，贫困妇女经常被拒之门外。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开展的小额信贷，无需额外提供抵押或者担保，有效保证了妇女贷款机会。但是小额信贷并不是面向所有农村贫困妇女，而只针对“有文化、会经营、守信誉”的相对贫困妇女，对于“贫困程度深、还贷能力弱、无一技之长”的绝对贫困妇女来说依旧可望不可及。样本数据统计可知，85.9%的妇女表示没有使用过小额贴息贷款，其中36.5%的妇女担心“贷款用了还不上”、31.2%的妇女觉得“贷款程序太麻烦”、11.4%的妇女表示“没听说过贴息贷款”、6.8%的妇女表示“贷款申请没有通过”。只有14.1%的妇女使用过小额贴息贷款，其中5.9%的妇女表示贷款归丈夫支配、3.2%的妇女表示贷款由夫妻共同支配、5%的妇女表示贷款归自己支配。
我国扶贫开发实践以扶贫到户为原则，虽然较之原来区域性扶贫更能瞄准贫困人口，但是扶贫到户未能考虑家庭内部隐藏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虽然明确将妇女作为重点群体纳入扶贫规划，但在具体扶贫措施方面并未特别关照妇女群体需求。社会性别平等观念未被纳入扶贫实践主流，也制约了农村贫困地区妇女脱贫步伐。[4]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受到封建思想的荼毒和贫苦生活的磨难，形成了一种贫困文化——听天由命的人生观、恪守故土的乡土观、男强女弱的从属观，不仅维护了男性的统治地位，也禁锢了妇女的自我意识，加之扶贫实践中对妇女主体地位的忽视，更是使其滋生了“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企图等政府给政策、靠政府教办法、向政府要资金来帮助自己摆脱贫困。
三、脱贫对策——优化生计策略
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指导，通过丰富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金融资本等生计资本，优化妇女生计策略，助其摆脱贫困处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3.1丰富自然资本
3.11加强生态保护。鼓励妇女与自然紧密合作，形成一种无须剥削环境、极少排放污染的可持续生活。在妇女中传播文明健康、简约环保的生活方式，引导妇女积极参与生态建设，鼓励妇女低碳生活，做到节水、节电、节约燃料以及废物利用、垃圾分类；鼓励妇女绿色消费，不购买资源消耗性产品与不安全产品、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和含磷洗衣粉；动员广大妇女主动参与生态保护，持续推进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生态保护项目，大力发展“三八林”、“三八果园”、“三八苗圃”等生态林果基地；支持妇女结合退耕还林、还草生态工程发展草灌乔结合和草畜一体化的生态农业。
3.12开展生态移民。对于生活在土地、水源、森林资源贫瘠以及饲料、燃料、肥料缺乏的农村贫困地区妇女，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生态移民，既是解决农村贫困地区妇女温饱问题、走上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又是缓解农村贫困地区人地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
3.2丰富物质资本
3.21完善基础设施。在农村贫困地区实施水、电、路、气、房和环境改善“六到农家”工程。加强农村贫困地区饮水工程建设，实施饮水安全监管和水质监测，保障妇女用水安全；加强农村贫困地区电路升级改造，联合“家电下乡”活动推广家庭电器使用，保障妇女用电方便；加强农村贫困地区道路建设，实现村主干道水泥硬化，改善人行便道和田间耕作便道，保障妇女交通便捷；鼓励妇女使用生态能源（如沼气、节能灶、秸秆气化）和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促进清洁能源广泛使用。
3.22保障土地权利。完善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政策，纠正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村规民约，确保妇女平等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征收补偿费。
3.3丰富社会资本
3.31加强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分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前者是指由政府、社会组织提供的支持；后者是指由家人、亲属、邻居和其他朋友提供的支持。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式支持体系较为薄弱，农村贫困地区妇女以非正式支持为主。继续发挥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业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对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的非正式支持作用，同时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正式支持系统，对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给予的法律上的保障、行为上的协调与舆论上的支持。增强村委会社会支持功能。第一，注重发挥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村委会作用，坚持“党建带妇建”，把妇女工作纳入村委会和党支部重要议事日程，将妇女工作和党建工作共同推进；第二，加强妇联社会支持功能，健全农村贫困地区基层妇女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妇联组织优势，既要做好政府参谋人，寻求公共政策支持，借助行政力量助力妇女发展。也要做好妇女代言人，发掘各种社会资源，借助社会力量支持妇女发展，创造全党全社会共同支持妇女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第三，发挥社会组织社会支持功能。引入专业社会工作，建立妇女专业协会、慈善组织、志愿组织，培养一批农村社会工作人员，建立一批农村社会工作机构，通过社区工作、小组工作和个案工作开展各种活动，从家庭、小组和个人层面对农村贫困地区妇女提供支持和帮助。
3.32健全社会保障。在经济社会转型、家庭结构缩小和农村土地征收的背景下，传统的土地保障、家庭保障以及村落互助作为广大农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形式日渐式微，政府保障主体地位凸显，建立涵盖医疗、生育、养老、工伤及失业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妇女医疗、教育、养老等权益。增加妇幼卫生经费，完善省、市、县、乡妇幼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善农村贫困地区妇幼卫生基础设施和服务资源短缺状况；加大两癌防治资金投入，扩大农村贫困地区“两癌”筛查范围；继续扩大新农合覆盖面，稳步提高新农合筹资水平，将妇女常见病门诊费用纳入报销范围；建立普惠型生育保障制度，降低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生育风险；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保障农村贫困地区妇女老有所养。社会保障体制应该考虑妇女就业的不平等现象，超越与就业相关联的模式，最大限度的将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纳入保障体系。鉴于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尚有一定比例属于非正规就业，加大非正规就业部门社会保障政策落实力度。
3.4丰富人力资本
3.41加大教育投资。加大农村贫困地区妇女教育投资，清除教育过程中的性别歧视，增强教育实践中的公平意识，全面提升妇女受教育的水平，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村妇女。第一，加强女性基础教育。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为农村贫困地区女童免费提供教科书；加强农村贫困地区寄宿学校建设，优先满足女生寄宿需求；巩固女童教育“四率”（入学率、巩固率、及格率和升学率）。第二，加强妇女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农村贫困地区新技术推广网络，采取分级分层培训方式，地区一级负责培训农村后备干部和技术骨干；县市一级培训致富女能人和女技术员；乡镇一级培训村妇代会委员和普通妇女，逐步将农业新技术推广到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当中。第三，开展妇女教育救助。在教育救助过程中贯彻性别平等理念，真正让教育救助惠及农村贫困地区腐女弱势群体，不仅注重农村基础教育中女童救助，更要注重继续教育中妇女救助，为农村贫困地区妇女无偿提供各类教育资源，促进妇女终身教育与培训，帮助妇女提高文化水平和掌握先进生产技术。
3.42开展组织增权。妇女增权是众多发展项目得以成功的关键，增权旨在帮助妇女排除各种权力障碍，平等参与社会资源分配。[5]农村贫困地区妇女个人的能力对于社会制度的影响过于微弱，容易被社会力量同化或冲淡，引导妇女建立属于自己的组织，使处于原子化、个体化的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挑战性别歧视和争取社会资源的整体，妇女在组织内思想上互相沟通、生活上互相关心、学习上互相促进、资金上互相融通、物资上互相援助、劳力上互相串通，增强妇女权力掌控感和自我效能感，扩充妇女的技术和信息资源。
3.5丰富金融资本
3.51促进非农转移。农村贫困地区妇女非农转移，有利于其借助市场交换获得家庭之外的发展资源，[6]不仅改变了妇女思想观念、增长了知识才干，也建立了城乡经济文化联系、拓宽了农村脱贫致富道路，对于农村贫困地区妇女丰富生计策略和摆脱贫困境况具有重要意义。畅通非农转移运行机制，加强非农转移技能培训，妇联牵头建立“劳务输出、职业培训、法律援助”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在贫困镇设立非农转移服务站，为妇女免费提供就业信息、择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务；在贫困村设立就业信息发布点，定时向妇女宣传非农转移政策、企业单位招工用人等信息；发展高新型农业，帮助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实现“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的就地非农专业。大力宣传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合同法，依法处置性别歧视用人单位，破除工资分配性别差异，贯彻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土地平等就业权利。
3.52畅通小额信贷。建立妇女小额信贷专职机构，明确妇联主导地位，完善制度建设，规范运行机制。扩大贷款业务范围，除了支持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等生产性贷款以外，尝试为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开展子女上学、购买家电等消费性贷款。简化贷款审批程序,开通农村贫困地区妇女贷款绿色通道,提高审查效率,缩短审批时间。灵活设置贷款期限，综合考虑农村贫困地区妇女信贷历史、诚信记录以及贷款具体用途和生产季节特点，弹性规定还款期限。加强农村贫困地区妇女诚信教育，建立妇女“诚信档案”，弘扬“守信光荣”理念，提高妇女诚信意识。深入农村贫困地区开展小额信贷政策宣传，加大妇女小额信贷政策知晓程度，帮助妇女了解小额信贷申请程序，鼓励妇女切实享受小额信贷实惠。
除此以外，强化社会性别意识，在扶贫实践中渗透性别平等观念。第一，完善贫困性别监测指标。修订现有贫困监测指标，建立能体现两性贫困状况的分性别指标而不是孤立的妇女指标，如用性别贫困比（即贫困线以下人口中每 100 个男性所对应女性贫困人口数量）衡量妇女贫困程度；[7]第二，开展扶贫资金社会性别预算。在政府扶贫资金预算方案中充分考虑男女两性不同需求，全面反映预算收支政策对男女两性共同影响，分别针对男女两性作出资金分配财政报告，确保扶贫资金在两性之间合理分配；第三，尊重妇女家务劳动价值。把无偿家务劳动从私人领域推向市场，将妇女从繁重家务中解脱出来，将《婚姻法》中家务劳动经济补偿拓展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减少妇女家务劳动机会成本,认可妇女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与社会贡献；第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农村贫困地区加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逐步改变乡土社会对妇女的偏见，唤醒妇女的发展意识，营造尊重妇女的利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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